随着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同时，投资领域的矛盾日益加深。大量过剩资本不断流入各类虚拟经济、炒作市场以及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传统产业，很多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领域（如企业研发创新）和实体企业却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可以说，现有的投融资体制已经成为阻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央政府为了推动该问题的解决，于今年7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简称《意见》），希望通过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来发挥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作用，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投融资体制机制问题，必须要釜底抽薪了。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以往那种依靠人为压低成本要素（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甚至生态环境）推动经济增长已不可能，对外不得不同时面对其他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竞争，对内则地区发展严重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发展清晰地显现出了一个新规律，就是要求创新研发成为驱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核心要素，使产业革命的进程跑赢现有产业积累起过剩产能的速度；要求投融资体制发挥其优势和效能，能够引导精准投资。
国内国外出现的这些新形势，都要求中国的投融资体制能够成为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体制性优势，能够成为市场经济运行中优化配置资源最核心的运行机制，能够在投融资运行中使资金安全、高效、精准地投向经济结构的短板，投向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投向驱动经济发展的创新领域和新兴产业，取得可靠的经济效益和支撑资金良性循环的投资回报。
但很显然，中国现行的投融资体制离这种需要还有明显的差距，至今仍然过度倚重非市场运行载体，投融资市场载体的运行体系、规则体系、监管体系等建设，一直缺乏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尤其是以价格形成为主要形式的市场运行动力生成机制、以价格为主要形式的市场信号传导渠道不健全，导致投融资信号的失真、运行功能的紊乱、运行机制的失灵。例如，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需求方，中国由于未能形成本土生成、国际影响的价格发现机制，不得不接受高得离奇的进口价格；同时，作为全球最大的稀土供给方，不得不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售出，种的是人参，卖的是萝卜价。
中央此次发布的《意见》，其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放、管、服、法”四个字，就是简政放权、事中事后监管、事中事后服务以及加强投资法制建设、提高监管法治化水平。但在我们看来，《意见》针对的问题有严重的局限性。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首先是经济运行体制的转换，包括投融资运行载体也要转换，要让市场在竞争领域对投融资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对投融资市场体系建设、功能调控、运行监管等的认识、措施，决不能局限在政府投资和管理为主的狭隘框架内，要围绕运行载体转换、市场体系建设和市场运行管理等更为突出、更为关键的问题有一个总体把握和顶层设计，建立长效机制。
打个比方，经济运行好比司机开车，经济运行调控好比司机操控油门、刹车、方向盘，而经济运行体制好比汽车。如果车本身太破旧，司机驾驶技术再高，路况再好，也跑不过没有问题的高档新车。因此，就需要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逐步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市场运行载体，进行整体统筹、分步安排、重点突破、配套推进的顶层设计、战略部署、策略调整。
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要通盘筹划。纵向看，市场体系（运行载体）、规则体系（导航系统）、监管体系三大体系建设、深化改革，每一项都不容疏忽；横向看，财政、货币、金融（银行、证券、信托）、征信、评估、仲裁等等，每一方面都要建立健全。要使以价格发现为主要形式的市场动力形成机制和以价格信号为主要表现的市场动力传导机制建立健全，成为资源精准配置的载体；要按照全国、地区经济发展阶段资源配置的战略需要，更加安全、高效、精准地配置投融资资源，特别是信用资源和公共政策资源。效果如何，在创新创业领域投融资的风险防范、控制、分散、化解效果和边际效益水平，就能集中表现。如此，才能理顺投融资体制，让资金、资源配置各得其所，才能避免政府忙得四脚朝天，财政负担日益繁重。
中国的投融资体制必须要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改革，这一改革是经济运行体制转换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制度供给。必须实现让市场在竞争领域对投融资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以价格为主要形式的市场动力传导机制成为资源精准配置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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